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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子出土宋版文献被认定为海内孤本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7:13:43 阅读: 来源:除尘滤芯厂家

邵尧夫两部古籍成珍贵典籍

近年来,宋版邵尧夫诗集以崭新面目问世,《〈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〉 (宋)邵雍撰 蔡弼重编 宋刻本 二册》和《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〉 (宋)邵雍撰 宋刻本 二册》两部古籍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。

在当年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的第一批《江西省珍贵古籍名录》中,由星子县申报的这两部古籍均“榜上有名”,分别以第192号和第193号入选。2008年3月,国务院颁布的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,江西省共有七部古籍入选,其中就包括了这两部古籍。

之前,由于这两部古籍长期封存于库房,世人无法阅读欣赏,因而未能引起广泛的学术研究。这次正式出版发行该书,标志着这两部在地下埋葬了700多年、出土后馆藏了37年的珍贵文物以崭新的面目走向学术界。

珍贵古籍根据出土文献修编

据九江市收藏学会名誉会长、原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书记吴圣林介绍,鲜为人知的是,这两部古籍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,主要因为它们是根据1975年在江西星子县横塘乡一座宋墓出土的两部文献修编而成的。

记者了解到,1982年,这两部出土文献由星子县文物站收藏,因缺损粘结,于3年后送往北京图书馆(现中国国家图书馆)装裱修复。两书堪称价值连城的海内宋版孤本,具有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。

这两部古籍的作者邵尧夫是北宋著名理学家、易学大师、诗人,著有《皇极经世》《观物内外篇》《伊川击壤集》等。他的诗形成“击壤体”,仿效者又形成“击壤派”,是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,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,在日本也很有影响。

为白鹿洞书院堂长生前挚爱

邵尧夫的这两部文献出土于1975年7月,其所在宋墓的墓主名叫陶桂一,南康郡星子(今江西星子县)人,历任武冈、南康军学教授、白鹿洞书院堂长,卒于景定二年(公元1261年)。两书均为墓主生前所挚爱,后作为殉葬品,最初为开沟挖土的农民所获,以草木灰吸干水分,置于厨房烟囱旁,得以未朽。

1982年,星子县进行文物普查时,经过多方寻访,终于在西平大队周杨普家查到了一部自该墓出土的《召吕尧夫先生诗全集》。同时对迁葬墓进行了清理,获得墓志《宋故陶公提斡堂长扩中记》。

为北宋末期靖康年间版本

记者了解到,出土的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,文字有12行,每行20字,分双边,白口,未分栏,目录中各卷头有鱼尾,颜柳体,黄麻纸,蝴蝶装,书背面扉页有篆体“德祥”黑色印章两处,封面及卷首均残缺。

据介绍,该书虽然埋藏在地下700多年了,但保存得还算完好,在刻印方面也异常精美,从书背面可以看出,原书为硬质绢面装,极其讲究。

另外,该书分两部分:第一部分为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九卷,三、四卷合为一卷,实际上只有八卷,共计319首;第二部分为《重刊邵尧夫击壤集》,共计213首。全书共十五卷,总计532首。

关于出土的邵尧夫诗集的版本问题曾一度困扰着学界,吴圣林进行考究后注意到其中两个细节:如《三国志》诗中“桓相鼎峙震雷音”和《争让吟》诗中“桓文争以力”中的“桓”字都刻成“相”字,缺了下面一横。因此,他认为,这是宋人为避钦宗赵桓的讳而采取的“缺笔避讳法”。由此推断,该书当为宋靖康年间(公元1126~1127年)的刻本。

据吴圣林介绍,北宋刊本多为双边,白口,字大,行宽,该书基本符合上述特点,其蝴蝶装为北宋典型的装订制度,是由唐末经折装发展而来的。因此可以断定该书为北宋末期靖康年间的版本。

在九江出土与理学有关

为什么一代理学大家的诗集会出现在星子县?根据后来学者研究,这并非偶然,还得从邵尧夫本人说起。据相关资料记载:邵尧夫是宋代理学的早期代表之一,他的哲学思想当时在北方影响较大,其诗集体现了一位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点,因而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。

吴圣林认为,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很可能是北方某家的私刻版,由于时逢“靖康之变”,为避战乱,刻书主人不得不携刻版南迁。由于时局不稳,南迁后又不可能马上印书,只有待南宋王朝基本稳定后,才有印书的可能。

在星子县发现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也不奇怪,因为著名理学家周敦颐、朱熹都曾在这里任过罩守。专家推断,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极有可能与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有关。

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,朱熹对邵尧夫是非常崇敬的,他曾誉邵尧夫为“占之风流人豪”,并作《康节赞》颂之。

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中,曾发义江东、江西各地征求图书,在《洞学榜》中声称:“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书籍,收藏应付学者看读。”

专家认为,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刻版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收集整理并重新印制,以供生员学习的。其出土的这座宋墓墓主陶佳一曾任白鹿洞堂长,年轻时受业于白鹿洞书院堂长李熠门下,所以完全有可能得到朱熹知南康军时所印制的书。以此书随葬,表明陶佳一生前对其十分喜爱。

校正相关典籍勘误

记者了解到,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,其所以受到重视,主要是由于许多著作只有宋版最接近原本,这在科学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。吴圣林认为,宋版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版本。

诗集的出土校正了传世的《伊川击壤集》。传世的《伊川击壤集》最早仅存明版,共计千余首,而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只有532首。该书收有邵尧夫两种诗集,分别是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和《重刊邵尧夫击壤集》,而明版本却把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全部刊入了《伊川击壤集》。对此,吴圣林认为,《击壤集》应是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中的一个内集,不应该把邵尧夫的诗全部刊入《击壤集》中。

另外,出土的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对于邵尧夫的生卒年代提出了质疑,一般资料提到邵尧夫的生卒年代,都认为是公元1011~1077年,共活了66周岁,而邵尧夫的诗集中却两次提到了70岁。可见,邵尧夫是活到了70岁的。清人钱大阶的《疑年录》道邵尧夫活了76岁,看来是有一定依据的。

为宋版文献鉴定提供标尺

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的出版,其中意义较大的一点是,它为北宋、南宋之际的版本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尺。

该书刊刻于北宋末期,印刷于南宋。这个版本保留了北宋的刊刻工艺和南宋前期的装订制度,这对于鉴定这一时期的版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。

宋版书的刊刻艺术是后世的模范,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宋版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》的出土,对于邵尧夫哲学和文学的研究,以及宋代古籍刻印工艺和纸墨、装订的研究,都有着重要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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